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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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协作(下)

任堂的话让邓名感到有些惊讶,他对明末的人物并没有什么研究,所有的印象都来自于书本和网络。在他的记忆里,似乎前世给黄宗羲的评价很高,是一个反封建反专制的思想家,虽然这看起来和黄宗羲称颂满清帝王为圣人有些矛盾,不过邓名并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邓名不愿意接纳黄宗羲的弟子进入自己的军队,只是出于不愿意在军队草创的时候出现思想混乱——就像任堂刚才说的一样,要是邓名再用“祖宗之法不可变”和“事急从权”做挡箭牌的时候,跳出来几个士人给任堂帮腔就麻烦了——对此邓名没有丝毫的心理负担,即使是前世的宪政国家,军队也依旧是专制堡垒;此外,邓名还有一些实用上的考虑,暂时这些江南士人无法给明军提供什么实质上的帮助,邓名当然更愿意把利益分配给他的同志,或是用来和地方实力派做交易,而不是白送给士人。

不过看起来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怨恨不仅限于此,邓名觉得有必要更深入地了解一下这员大将的理由,就试探着问起他为何对黄宗羲等江南士人如此反感。

“我们有今日之祸,全是江南士人造成的。”任堂对江南士人的感情很矛盾,一方面有属于同一阶级的亲近感,另一方面又有坚持抵抗者对失败主义者的蔑视:“当年就为了一个拥立的问题,江南士林和弘光天子闹得势不两立。虏丑南侵之前,江南士林拼命地诋毁先帝,唯恐将士、官民不对先帝灰心失望。马首辅(马士英)因为保护天子,他们对马首辅也恨之入骨,想尽了办法造谣诋毁。大敌当前,江南士林却竭尽全力地想让天下百姓都深信朝廷是君昏臣奸、亡无日矣,这到底是在帮谁的忙呢?其中黄宗羲起的作用更是比别人都要大……”

说到这里,任堂突然收住了口,因为他想起马士英在鲁王系这边也不受待见,再多说就会连张煌言一派也都牵扯进去了。

“马首辅。”邓名想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任堂说的是马士英,而且用的是敬称:“马首辅不是奸臣吗?”

“马首辅!”听出邓名语气中的疑惑时,任堂顿时又激动起来了。以前他也曾认为马士英够呛,不过任堂既然有以死报国的志气,那么无论是马士英、还是张家玉这样的士人,就都是他的榜样:“南京城破的时候,礼部主事黄公不降,多铎就用江南士林流行的说法去劝降他,多铎说先帝昏聩,为何他还要尽忠呢?黄公口称‘天子圣明’。多铎又问马首辅如何?黄公称‘忠臣’。多铎反问,士人皆称马首辅为奸臣,为何黄公独树一帜?黄公答曰,马首辅保护天子,死战不降,忠臣何疑?而那些口称马首辅为奸臣的,反倒统统投降虏丑了,不是奸臣又是什么?”

说到这里任堂有些疑惑,他听说邓名是福王的遗孤,既然如此又怎么会质疑马士英?

“说得不错。”邓名点点头。

讲述到这里时,任堂再一次停下,因为往后又会涉及到鲁王系、唐王系对马士英这个福王支持者的迫害,仔细计较起来,郑成功和张煌言的脸上都会有些难看。

东林复社对马士英最为痛恨,因为他们最担忧的就是福王坐稳帝位,和他们计较当年诽谤、侮辱郑贵妃一事。相比东林造谣谋叛,勾引左良玉配合清军进攻南京,马士英反到在大敌当前的时候表现得极为克制,三次制止了弘光对东林的挑衅做出反击,力主要和衷共济。不过他最后得到的报答是大规模的武力叛乱。马士英被清军俘虏后大骂不降,被处以剥皮充草的酷刑,而东林士人得知后人人拍手称快,灭绝人性地笑称马士英这般下场和他“瑶草“这个名号正相配。

有一点任堂并没有对邓名说,当年复社领袖张溥死后,人走茶凉,复社的好友、门生都忙着争夺他留下的政治遗产。正是这个被东林鄙夷的马士英,出于与张溥一些浅薄的交情和士人的感情,独自为张溥的后事奔走了一个月,让这位东林领袖能够尸骨还乡、入土为安。

如果邓名想大用江南士人,任堂多半会把这些黑材料拿出来,让长江提督有所了解,不要完全信任他们。但现在邓名已经表现出了对士林明显的轻视,任堂也就不用雪上加霜,免得邓名更不把士人放在眼里,任堂也就没法获得同盟军。

而东林在邓名前世的后续行动,任堂当然不得而知。

后来,当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主编明史的时候,常常写信与黄宗羲讨论。直到那时,他们师徒仍唯恐马士英获得忠义之名,在《明史》中,羞羞答答地提了一笔马士英殉国的事情后,马上长篇大论地称,有野史称马士英是投降了满清的,只是因为他事后又私通隆武帝,才被清廷处死。在正史里大谈野史如何如何,这也算是独一份了。而且这段野史的描述,比对马士英死亡的正式记录还详细,还要绘声绘色。

党争这种问题,邓名是无可奈何,在他看来这也不是东林一家的毛病,西营要不是因为同样的问题,也不会被清廷打得一败涂地。这次邓名劝说张煌言优先考虑帮助郑成功,就是希望能够把不同派系的明军再次团结起来。

“听说鲁王去了澎湖,张尚书对此有些担忧。我们回四川前,我会写一封信给延平,请他把鲁王送还舟山。”邓名觉得即使是为了共同的事业,让张煌言单方面付出也是不太合适的,所以就想设法让郑成功退一步,帮张煌言去掉一个心结。不过直到此刻,邓名对黄宗羲仍抱有一些指望,毕竟前世那个反封建、反专制的大思想家这个名头还是很响亮的。现在邓名想建立国民社会,要是有个理论大师帮忙,那么这宣传工作就不用他亲历亲为了:“可惜来的只是一个黄先生的弟子,要是黄先生亲身前来,我倒是很想恭请他去四川开书院。”

将来四川的书院和传统的大不相同,那是一所大学而不是为官府生产后备官员的培训所。邓名估计黄宗羲说不定会欣然上任,等他到了四川再反悔也未必来得及了。

黄宗羲不知道,任堂同样不知道,这个新的书院的模式现在仅存于邓名的脑子里。任堂以为邓名居然想让黄宗羲帮他培养后备官员,顿时又是大急:“提督为何对黄宗羲念念不忘?让他留在江南和提督做做生意不好吗?书院祭酒一职,就是交给钱谦益都比交给黄宗羲强啊。”

看见任堂一副气急败坏的模样,邓名大奇道:“有什么不妥?”

“提督想让他教学生什么?教私通鞑虏么?”任堂为了打消邓名的这个念头,也顾不得士林形象:“黄宗羲最近五、六年一直在江南讲学,提督知道他都在讲什么?为什么清廷不禁止他么?他当初可是参加过义军,被清廷通缉过的人啊。”

“黄先生都讲了什么?”邓名确实一无所知。

“他讲大明天子乃是天下之大害!”任堂义愤填膺地说道。

在邓名的前世,黄宗羲的讲学颇受推崇,他从顺治十年左右开始讲学,称君王为天下的大害,怒斥大明皇帝聚敛无数,搜刮民脂民膏;还讥笑大明天子从洪武开始,就想把国家当做私人财产,锁进箱子里,永世占为己有。

“当年黄宗羲大骂先帝好色无度,抓蛤蟆炼春药,到底对谁有利?现在黄宗羲大骂国朝天子,岂不是为虏丑张目?”任堂质问道:“提督请他做监生贡院的祭酒,到底想让他教什么?”

“他说的其实没错。”邓名听任堂叙述过前因后果,猜想也许正是这些言论给黄宗羲带来了反封建、反专制大思想家的头衔。黄宗羲对明朝历任天子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他剃了头,在清廷的治下指责明朝的天子,未免有踢死狗的嫌疑。见任堂鼓起嘴还要争论,邓名抢先补充了一句:“只是不合时宜。”

“只是不合时宜吗?”任堂厉声问道,虽然邓名是他的长官,但任堂已经忍不住要力斥其非了。

“就是不合时宜。”邓名再次重申道。黄宗羲的行为就好比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人呆在日本占领区历数国民党的腐败罪恶,号召学生们看清中华民国的反动本质——中共在解放战争期间责备过国民党坚持独裁、反民主、一党专制等罪行,并号召推翻国民党的统治;但中共不会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跑到日本占领区去做类似的号召,因为这些指责是不合时宜的。

至此邓名打消了请黄宗羲去负责四川书院的念头。黄宗羲若是在四川继续这种宣传,那对清廷的帮助很大,说不定会影响了推广宪政思想。

“还是等我光复了中国大半领土之后,再请黄宗羲来讲学吧。”邓名在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那个时候再让黄宗羲痛骂封建专制应该就没有什么坏处了,现在显然还是太早;而且黄大思想家一边反对大明的封建统治,一边歌颂清廷皇帝是圣人。如果黄大思想家不是出于阿谀逢迎而是真心这样认为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那就好比在抗战期间,有知名学者在后方大肆鼓吹日本天皇和大x东亚共荣圈一样。

“我这就写信给延平郡王。等周陪公回来,我们帮助张尚书在崇明岛站稳脚跟后,我们就回四川。”邓名岔开话题,不再与任堂争论大明天子是不是圣明的问题。帮助闽、浙明军同心协力后,邓名知道西南还有一大堆麻烦要处理:“等返回四川后,我要再去一趟昆明。”

“提督要亲自去昆明吗?”听到邓名的这个打算后,周开荒立刻就大声叫起来。

“提督不会亲自去的,肯定是派一个使者。”任堂不满地瞪了周开荒一眼,事关邓名的安全,他马上忘记了刚才的争执。

“不,我就是要亲自去一趟昆明。到时候你们在都府接着练兵,不要松懈了,让赵千户陪我走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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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按,今天努力完成了,但是最近几天写作时间很不稳定,笔者努力抓时间,但是万一有哪天跟不上少更、断更了,还望读者们谅解。

另,还欠你们三千字,今天更了大概有七千吧,昨天的五千还了两千,诸位读者对这个计算没有异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