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
一声脆响，一个精美的茶杯这下真的悲剧了，魏王李泰原本就肥胖的一张脸，此时已经变得涨红，一双小眼怒视着杜楚客道。
“那个杜睿真的是这般说。”
杜楚客好歹也是朝廷的四品大员，但是面对李泰这个小毛孩子，却显得战战兢兢，道：“确实如此，臣将其中的利害关系皆与他讲了，但杜睿此人~~~~~~~”
“哼！”李泰冷哼一声，道，“当真是不识抬举。”
在一旁的萧德言忙道：“殿下不必动怒，便是那杜睿不肯依附，又有何虑，想来也不过是个少年郎，便是有些才学，也当不得大用，如今殿下要紧的便是讨得圣上的欢心，只要圣上心向殿下，余者皆不足虑。”
李泰这人虽然才华横溢，少年聪慧，却毕竟不谙世事，闻言思虑了片刻道：“说的也有些道理，对了！肖萧大人！上次你说的那个稻生双穗的祥瑞在哪里，明日本王要亲呈父皇！”
众人再一打岔，李泰便将杜睿扔到了脑后，他为人自负，于自己的才学甚是自信，对旁人多少存了几分轻视，让杜楚客去延请杜睿，不过是存了比试的心思，倒不是真的如何看重，在他眼中杜睿所写的那些个诗词，小说，不过是小道而已。
这也是当今这个时代文人们的价值观，如今社会上盛行的还是魏晋时期那辞藻华丽的赋，对于诗词却不大看重。
李泰没当回事，杜睿却不敢大意，如今居然连李泰都召来了，也容不得他不多心，当初他也不是没考虑过李泰，只是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对那个胸有锦绣文章，脑中的政治韬略却完全是个不及格草包的小胖子，实在是不看好，再加上那么一个扬言要“杀子传弟”的人，肖楚跟着他鞍前马后的奔波，到头来能留个全尸就要念阿弥陀佛了。
出了李泰这么档子事，杜睿变得更加低调了，每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只是老老实实的待在家中，给李承乾上上课，给家中的几个妹妹，侍女开开蒙，要不就是读书写字。
当然有件大事却是不能再拖了，按照如今太宗和李承乾对他的态度，成年之后，步入朝堂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如今再不将那《鸿篇巨著》弄出来的话，可就来不及了。
不成史，无以为大家。
历朝历代的文人学者，辞赋名家何其多，但是真正能留下名字，为世人皆知的又有几个，李白，杜甫，白居易虽然名声响亮，但是真的要说和史学二司马相比，却也差之千里。
《史记》是没有办法了，太史公如今都成了一捧黄土，那么剩下就是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了，虽然这事玩起来，杜睿也有不小的心理负担，但是为了能在这个时代更为逍遥的生活下去，他也顾不上那么许多了。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如今杜睿要写自然不能全抄，他准备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一直写到隋末便停笔，前世对于《资治通鉴》，他也曾通读二十几遍，于其中的文字也是记忆犹新，想来抄起来，也费不了什么时间，但却也不是一时能成。杜睿估算着，如今变开始起笔，等到十六岁成年时，六年的时间，怎么也能写得完。
杜氏的《资治通鉴》，杜睿准备写成《周纪》五卷、《秦纪》十一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于《秦纪》描写的并不详实，大概是因为秦以法治国，与儒家相悖的原因，但是在杜睿看来《秦纪》与《汉纪》相比，于治国方面更有参考价值，变将原书中的三卷扩展为了十一卷，准备从河西之战一直写到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为止。
前世的《资治通鉴》之所以被后世历朝历代的君王都当成治国要典，关键原因便是《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资治通鉴》的价值虽然巨大，但是其中也不免有些瑕疵，陈垣在《胡注通鉴表微》就曾评价说：“《通鉴》书法，不尽关褒贬，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谦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感触，亦仿左氏设辞‘君子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人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法也。”
从今日来看，“臣光曰”充满封建色彩，黄盛雄将其归纳“诚”与“礼”，“礼之纲纪”这个概念，可谓贯穿《通鉴》之核心。张须在《通鉴学》云：“《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为纲维。名分既坏，则纲维以绝，政权崩溃，恒必由之。温公以此事兆东周之衰，与七国之分立，而又系论以见托始之意。”
可见司马光本人的思想并没有跨越时代，故其论述没有太大价值。例如：司马炎因守三年之丧被司马光称赞是“不世之贤君”。事实上，司马炎在中国历史上并不能与唐太宗，汉武帝等相提并论。
此外《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不少错误。
如后世的史家严耕望曾指出《资治通鉴》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两《唐书》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64：“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通鉴考异》：“诸书或作特勤，今从刘昫《旧唐书》及宋祁《新唐书》。”
另外《后出师表》并非出自诸葛亮文笔，而《资治通鉴》却也全文照录。
高安陈汝奇在《陈氏甘露园长书四论》认为《资治通鉴》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又如唐代宦官鱼弘志，《新唐书》仇士良传作“鱼弘志”，《旧唐书》偶有误为“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鱼志弘，《资治通鉴》卷246作开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鱼弘志，相互混淆。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再如《资治通鉴》记年方式多有不当之处，如齐人伐燕的时间（前313年），司马光舍《史记》的编年，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宋朝朱熹经考订认为是齐湣王十年，据今人考证，实际上为齐宣王七年，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又如《资治通鉴》在记述隋炀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现诸多失误，六月二十三日以后由张掖前往焉支山的时间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达张掖的当天。《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后二年：“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但据《二十史朔闰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月内无戊戌。后人吴玉贵著有《资治通鉴疑年录》归纳出《通鉴》纪时所发生错误，共计得出八百八十八例，可补此方面的缺失。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著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
明代严衍熟读《资治通鉴》，著有《资治通鉴补》，列举通鉴有七病（漏、复、紊、杂、误、执、诬）。
近人岑仲勉认为《通鉴》对牛僧孺说”失一维州，无害其强“的评价有偏颇之嫌，司马光还不惜歪曲事实，玩弄文字游戏。岑仲勉还写有《通鉴隋唐纪比事质疑》，自称纠正《通鉴》的谬误，共670余条。
但是无论如何《资治通鉴》在文学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却是不容抹杀的，司马光也曾为这部史书耗尽心血，以致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具有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历史价值，虽有瑕疵，却也瑕不掩瑜。与司马迁的《史记》，可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两大不朽巨著，正所谓“史学两司马”。
南宋史学家王应麟评价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评价此书：“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顾炎武也曾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称赞这两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杜睿如今要剽窃的便是这部历史鸿篇巨著，虽然他的文学功底与司马光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有了后世的经验教训，以及眼光，却也有自信将这部书当中的一些瑕疵抹去，使《资治通鉴》更加完美。
“从今日起，本少爷要闭关修炼了，没有要紧事，谁也不要来打搅我！”
宣布完这件大事，杜睿一转身便进了书房，只剩下一众人等大眼瞪小眼的看了半天，然后各自散去，忙自家的事情去了。